最近一直在写这个，如果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有想法的可以一起讨论，谢谢。结合本书开始部分所写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渡边彻的出场正值日本上世纪著名的学潮时期。其实，我觉得作者有意安排书中对学生纷争的描写正是体现了他将“如何介入”当做一大问题。（按“介入”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思考及相处原则或称之为一种社会责任感），而村上本人对社会会介入的态度也经历着一个转变。具体来说，村上把他的创作时期分为“两个十年”：1979-1989为第一个十年；1989-1999为第二个十年。扼要言之，第一个“十年”作者是秉持着很明确的“不介入”的态度来进行创作的；第二个“十年”时期，作者转向了对社会的介入。具体原因，村上自己认为自己在1986-1995年间不断的海外旅行、生活时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和国家分开。1994年出版的《终究悲哀的外国语》记载了他在1991-1992于美国讲学时期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日美两国文化差异的分析，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上述村上所认为的社会介入的原因。

而本书大致创作于1986-1987年间，正如上面所说，村上正在经历着国外旅行。同时，最重要的是，这次海外旅行，正是村上处于“半介入式”的转变期。所以，在书中，主人公渡边对学潮运动处于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而又是如同陌路般的漠不关心。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介入的思考投射到了渡边的身上，从而让我们对他的研究有了文章可寻。

我们为什么要在研究《挪威的森林》的时候去研究村上的社会介入，其实正如他个人所言：“从介入（政治性·社会参与）转到超脱（不关心社会）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在内心隐藏着的对那种“现代”持根源性质疑的年轻人的生存方式。”

观察日后村上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尤其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1995）为例，村上在此事件过后真正去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漏洞”和“矛盾”，但同时，他的局限在于只是说出了“我们要去哪里”而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法。同年的阪神大地震后，村上创作的《青蛙君拯救东京》又很明确的体现了“对抗暴力”这一不甚明晰的解决办法。所以，这时的村上，相比针对政府试图推行修改（改坏）宪法而结成“宪法九条之会”，并且全国召开演讲会的大江健三郎、小田实、加藤周一、泽地久枝这些文学者 来说，依旧还不是一个真正地能够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作家。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作为评判村上的标准，只是仅仅作为他对社会介入的延伸阐述而已。

最后，关于作者的社会介入，我想通过他的两篇作品对比来作为此部分的结束之语。《挪威的森林》与1999年出版的《斯普特尼克恋人》相比，前者的结尾是主人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身处何地”；后者结尾安置了“同他者关联”的主人公。其实这就是一种“介入”，一种认识到“人生活于现实便只能存在同他者的‘关联=关系’之中。”从同他者“共生”的关系中捕捉一个人持续生存的意义。并且认为这才是对抗突然袭来的不近情理的“暴力”的“介入”方法。至于这样是否有用我们不做讨论，只是简单地写出，作为日后探讨的方向。